发布日期：2025-12-17 00:48 点击次数：190
自九一三事件以来，这四位人士各自被隔离监禁于警卫三师的多个不同地点。在四人帮被一举推翻之后，他们原以为阴霾散去，阳光重现，却未曾料想，自己反而被送入了秦城监狱，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服刑生涯。
黄永胜、邱会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陈绥圻、叶群、胡敏。
黄、吴、李、邱与“两谋”（指谋害毛主席、南逃另立中央）并无瓜葛。
在九一三事件前夕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各自在忙些什么呢？
事发夜，仅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。
李德生忆及，那是在九月十二日的夜晚，我正于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内参与一场会议。该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，议题围绕着即将提交给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展开。在座者还包括黄、吴、李、邱等同志。
事实并非如此，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称，当晚与会者包括周恩来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康生、黄永胜、邱会作、李德生、纪登奎等人。吴法宪并未出席，他担任的是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的职务。而费四金所述亦不尽准确，邱会作同样未出席，他与李作鹏是在9月13日凌晨4点左右，被紧急从家中召回人民大会堂的。
在“九一三”事件爆发之际，黄永胜是唯一一位身处人民大会堂的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之一。
9月12日，军委办事组并未进行集体办公，换言之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位并未相聚。若他们意图密谋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黄永胜只需一个电话，便能迅速召集众人，以工作为由聚集。当时，星期天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，有事便即办公。故此，9月12日当真是个纯粹的星期天。黄永胜在上午先至理发室打理仪容，随后，大儿子黄春光陪伴他散步、交谈，约莫一个小时后返回。紧接着，便是陪伴孙子、逗乐嬉戏。孙子于1971年5月出生，年仅四个月，正是天真烂漫之际。正午时分，午餐时间到，享用完饭后，便是午睡。醒来后，黄永胜开始审阅未阅过的文件。黄永胜所居之地为西山9号，其房屋下方正是军委前指所在地。那里设施齐全，拥有庞大的工事，司、政、后勤指挥系统，电台、军委一号电话台、发电机、水井，以及加强团装备的数个基数的武器和弹药，还有三千人半年的粮食、肉类和蔬菜罐头，以及被服和药品。此外，还有办公区、警卫区和大礼堂，一应俱全。
９月１２日下午，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并不知道。总理事先也不知道，政治局的成员不知道，甚至江青也不知道。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。可见原定国庆节前后召开的“四届人大”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当时黄、吴、李、邱的心情还不错，一是他们对主席的检讨，在主席那里过了关，虽然，主席在南巡时对刘丰等人说“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”（李作鹏从刘丰口中得知），有些不理解，但总无大碍，无非再接着检讨。二是黄、吴、李、邱经过艰苦努力，经过和江青几次舌战，终于同意军队解放一批干部，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亮相，诸如张宗逊、杨勇、梁必业、肖向荣、李雪三、张贤约、王诤、王恩茂、吴克华等等。三是“四届人大”的人事安排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均有重任，黄为第一副总理，张春桥、李先念、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，李、邱也是副总理；吴是副委员长，只是大家不理解，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，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，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，不要放炮，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。
文革前政治局开会，书记处开会，按中办的安排进行，文革时就不同了，毛主席走上一线，亲自统一指挥党、政、军。因此，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，一般上午睡觉，中午起来吃早饭，下午３点开会或办公，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午饭，开会到下２、３点，然后回去吃夜餐，睡觉。但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。
费四金，黄永胜的警卫参谋，回忆称那日较为宁静。直至晚上将近八点，黄永胜乘车自西山抵达人民大会堂。晚八点才出发的原因是，周总理通常在晚上八点半召开会议，提前五至十分钟抵达即可。黄永胜所居之处位于西山，途中需耗时四十余分钟，时间安排由警卫参谋费四金负责掌控。
费四金陪同黄永胜步入人民大会堂，正逢首长们会议室内召开会议，而他们的警卫员则在大厅内闲聊。费四金目睹了周恩来总理两次匆匆外出接听保密电话，尽管福建厅内也设有电话，但那些电话并未进行加密。第二次外出接听电话时，时间已近午夜十二点。过了午夜，周恩来总理与警卫员一同离去，后来得知他们前往了毛主席的住所。凌晨一两点钟，华国锋悄然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。而在凌晨四五点钟，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直至第三日我们方才得以返回家中。
江青抵达会议厅时，会议尚未开始。她手握一副扑克牌，正筹划着开始一场牌局。此时此刻，竟还有闲情逸致打牌？吴法宪深知江青此举意在试探，而他内心坦荡，便应允了这场游戏。张春桥与江青一家，黄永胜与吴法宪一家参与其中，最终黄永胜和吴法宪一家笑到了最后。
王医生收养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。
“九一三”事件前的那一段，“三０一”医院妇产科同一间产房连着出生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。第一个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，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，一定要把主席的孙子保下来，每天要报告母亲邵华的体温和状况，要当成政治任务。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是邱办主任，她指示“三０一”医院的院长靳来川亲自管理。毛新宇出生的那天，胡敏亲自到产房坐镇，生怕有半点闪失。这还不算，每天还要去产房问长问短。
次子乃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孙辈，黄小波，此乃黄氏家族与刘兴元家族的联姻结晶。胡敏亦然，她生产的那日，始终坚守在产房之中。
８月３１日，到邱会作自己抱孙女时，胡敏还是如此，当然规格不由自主地要降许多，邱家产妇住了四、五天就出了院。９月１２日，邱会作的孙女邱燕恒１２天了（这是邱家和张霖之家的后代，张霖之是煤碳工业部部长，是在文革中唯一被打死的被毛主席和江青亲自点过名的部长，邱会作、胡敏同意这个红“黑”结合的婚事，真是高风亮节，难能可贵，这件事周总理、叶群都帮了大忙），邱家十分热闹。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婴儿第十天，要好好庆祝一番。但大家都忙，就挪到了星期天。老丈母娘来了，在西郊机场工作的路光爱人的表姐夫一家来了（仅为此一来，就关了几年，转业都不准，做复员处理），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。西山上还有个战士炊事员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但人多不够吃，又下挂面，又买馒头，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。
邱会作不在，那一段他心情不好。黄、吴、李、邱在庐山上摔了跤，之后风声一阵紧一阵。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，听国防大学讲课的录音。但心里却老是忐忑不安，不知命运如何。他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国防工办的会议，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。邱从李作鹏那里得到毛泽东南巡的一些讲话内容后，几个人都没有跟吴法宪通气，怕他再捅漏子。家人吃完晚饭已经是下午６、７点钟，邱会作回来了，他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，就送客人走。大儿子拿着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子女的来信，讲给邱听，说谢的爱人陆慧明阿姨还关在南京大学地下室受摧残，希望邱能救救陆阿姨。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，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，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，因为第二天要到“３０１”看牙，他就和母亲胡敏下山回总后大院了。
邱会作先行离去。夜半时分，工作之余，他心中烦闷，便多饮了几杯酒，随之沉入梦乡。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，睡眠皆需依赖安眠药“护航”，睡前，公务员张军为邱会作服用了两三片安眠药。然而，邱会作并未沉睡太久，凌晨四点左右，他被秘书唤醒，告知周恩来总理来电，指示他立刻前往人民大会堂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当邱会作摇摇晃晃抵达人民大会堂时，安眠药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。而李作鹏则是被警卫员掺扶着进入会议室的，他的药效同样尚未消散。
邱会作心中困惑，不明白为何半夜紧急召开会议。听闻周总理和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修订政府报告，按理说无需如此匆忙。难道是“庐山”事件再次上演？但从北戴河的动态来看，这似乎不太可能。几个小时前，叶群还从北戴河来电祝贺邱家添孙女，并对孙女的名字表示赞赏，提及女儿豆豆订婚，让邱夫人胡敏代为祝贺。这表明似乎并无大事，否则叶群怎会分心处理女儿的婚事？然而，为何还要在半夜召开紧急会议呢？带着疑问，邱会作在服务员引领下前往会议室，并未留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。他轻声询问李作鹏是否知晓会议内容，因李作鹏曾接到周恩来电话，阻止三叉戟飞机起飞，推测或许与北戴河有关。邱会作心想，北戴河？林彪？到底发生了何事？
约五时，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，他对江青的态度明显转变，总理以礼貌的口吻对她说：“今晚发生的变故，你恐怕不会觉得意外吧？”（总理误以为江青已有所察觉，然而她并未得知此事，故未作回应），随后他声音提高，宣布林彪已逃离，他乘坐飞机逃离了！
“你并无大碍，判决之后便会重获自由。”邱会作深信不疑，以至于连律师也未聘请，然而谁又能料到……
９月１７日下午，总理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我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是保我的，并让我上西山，去给黄做做工作，要他坚守岗位，不要撂挑子。我和路光到了西山，我让路光先去看看黄，黄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我向黄转达了总理说保我们的话，黄若有所思地说“话是这么说呀，文章不一定这么做。”黄的思想水平是很高的。黄说“顶多把我和吴胖子抓起来，你和瞎子不会有事，共产党嘛。你放心，反江青的飞扬跋扈，祸国殃民都推倒我一人身上。”我们不愿意谈这些烦心的事，就谈我们在哪里相识，并肩战斗的往事，边说着我们边掉泪，后来我们都大哭起来，感到痛快。
李作鹏在海军大院开荒地。
9月12日晚，李作鹏于海军大院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，指示其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。此次关于三叉戟的通话，由李作鹏、其夫人董其采以及朱秘书共同记录，并在核对无误后，特别向周恩来总理复述一遍。复述时，依据的是董其采夫人的记录稿，周恩来总理对此予以确认，并表示传达内容即以此稿为准。在后续审理“两案”过程中，有人声称李作鹏曾表示单凭一人之命即可起飞，但李作鹏本人坚称，其原话应为四人共同下令才能起飞，并强调自己未曾篡改过记录。
实际上，不论是一人或四人，都非核心问题所在。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未亮，调度室亦未发出起飞指令，无论是一人或四人，均未促成三叉戟的起飞。三叉戟的起飞是未经调度室批准的强行行为。李作鹏对此感到不公，质问为何将三叉戟起飞的责任归咎于他。若林彪意图起飞，他是否能够阻止？毕竟，这是关乎副统帅的大事，他也不清楚林彪是前往苏联还是其他地方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总理曾言“不能打，他是党的副主席。”毛主席也曾说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”既然你们都无能为力，我又怎能独善其身？对我来说，关键在于林彪的离开对我是否有利。显然，他留下对我更有利，作为副统帅，我放他离开有何意义？周总理为何不直接电话通知我，让八三四一部队也不予拦截？李作鹏心中充满疑问，他坚信三叉戟起飞的责任不应由他承担。
李作鹏长期驻守于海军大院，对人民大会堂与北戴河的过往详情一无所知，对林彪的去向及为何其飞机未能起飞等事宜亦毫无了解。他未曾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也未预想到后续的发展，仅是将总理的指示机械地传达至山海关机场。即便周恩来透露更多信息，李作鹏也只会加以强调。在后来的羁押期间，李作鹏曾向周恩来寄出三四封信，但均如石沉大海。李作鹏强调，应以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为唯一凭证。
在9月12日这个日子里，李作鹏正忙于耕作他的“自留地”。他的长子李冰天回忆道，军委办事组并无集体活动，成员们各自返回处理各自单位的事务。所谓的“自留地”，即是各自负责处理本单位的各项工作。黄永胜、邱会作和吴法宪除担任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，还分别兼任各大单位的一把手。对他们而言，除了军委办事组的集体活动外，他们已将“自留地”的工作处理得七七八八。而李作鹏在这段时间里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中。他在8月份陪同江青前往青岛逗留了一段时间，月底又赶往连云港处理两派之间的矛盾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又陪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前往长沙、武汉等地，9月7日和8日仍在武汉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事务繁多且杂乱无章，短短几天不在家，便会有如山高的公文堆积。终于等到一个“空闲”的星期天，正是集中精力耕作“自留地”的绝佳时机。
李作鹏在海军大院的47楼“耕作”了一整天，身心俱疲。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时，他已服用了安眠药入睡。然而，身为政委而非司令员，军事指挥并非你的职责所在。你为何要亲自致电山海关机场？难道不能让秘书或司令部代劳吗？或许这是总理的亲自指示，李作鹏亦需亲自处理。处理完山海关机场的事务后，他又服用了安眠药入睡，这次因服用的是加倍剂量，睡得较为安稳。然而，一听到开会消息，他立刻精神振奋。政治局会议通常在前半夜召开，昨晚总理的电话阻止飞机起飞，这或许与此有关。
9月13日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公布了“九一三”事件的详情，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，姚文元随即指示工作人员取来茅台酒以示庆贺。然而，叶剑英对此表示，国家遭遇如此重大变故，实为耻辱，竟有人欢庆，实属不该。姚文元在听到此言后，便停止了庆祝活动。李作鹏也赞同叶剑英的这一看法。
毛泽东曾经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。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，他认为是他的错都认，不是他的问题，他死也不认账。但是，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终还是算在了他的头上。
吴法宪当晚吓得魂飞魄散。
９月１２日，对于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。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，他最知情，也吓得最厉害。９月１１日晚上，周恩来召集会议，吴法宪参加了。毛泽东指示，“四届人大”召开前要先开九届三中全会，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１点。这已经是９月１２日了。吴法宪回到西山住地，打了一阵乒乓球。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，快要开三中全会了，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。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，黄永胜、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，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，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。中午吴法宪起床后，就叫车和陈绥圻、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。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，要马上动笔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。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，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。而吴法宪按周恩来指示，仔细阅读印发的“四届人大”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，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。晚饭前，他先到京西宾馆听邱会作谈毛泽东南巡讲话，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。之后吴法宪回到空司办公楼，下午就这样紧紧张张过去了，晚上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。当时正开着一个会议，晚上８点，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、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。约定的谈话结束，还有一些时间，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，解决派性问题。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１点多了，红机子响了，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“事件”开始了……
吴法宪回忆起一段往事，提及周总理来电询问他是否已调派一架大型飞机前往北戴河。他坚定地答复说并未派遣。周总理继续追询，他再度确认并未派遣。周总理告知自己已得知有飞机抵达北戴河，并指示核实情况。他答应了总理的要求。挂断电话后，吴法宪立即联系了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，时念堂当时正在家中休息，也表示并不知情。在再次询问时念堂后，时念堂提到可能胡萍知晓此事。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，同时担任三十四师党委书记。最终查明，是胡萍调派了那架飞机。通常情况下，此类专机都会经过他的审批，但此次他却毫不知情，且周总理亲自过问，情况显得异常严重。胡萍解释称，飞机是为了改装试飞而调动，因此未作报告。吴法宪随后追问为何选择山海关而非其他地方，但胡萍并未给出回应。
吴法宪将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胡萍。然而，胡萍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。据他所述，吴法宪曾向他透露，林彪正身处北戴河，若需专机，无需经过他的同意，胡萍只需以训练为名，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性。
吴法宪回忆道，他提议立即动身前往机场进行调查。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。他带领张秘书与警卫员从办公室迅速赶往西郊机场。他要求将飞机调回北京，胡萍一口答应。仅五分钟过后，胡萍来电告知，飞机出现了发动机故障（这乃胡萍受潘景寅谎言所误导），待飞机维修完毕后即刻返京。他立刻向周总理汇报了飞机调回北京的举措，周总理予以批准，并下令飞机即刻返航，返程中不得搭载任何人员。周总理提及将前往北戴河与林彪进行谈话，他询问是否需要准备飞机，周总理指示稍作准备，于是他立即指派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。
不日，叶群来电告知，稍后周总理将拨通电话，邀您前来。我回应道，胡萍正住院，故由时念堂代为出席。叶群对时念堂并不熟悉，便建议胡萍亲自前来。在此紧急关头，关于调派飞机之事，我无力作出决断，需向周总理请示。而此时，胡萍尚未返回医院，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交谈。周总理的电话随即而至，通报林彪已乘车离京北戴河，行前甚至开枪致伤了一名警卫员。我深感事态严重，北戴河至山海关的车程尚需一小时左右，便即刻指示张秘书拨通潘景寅的电话，告知飞机暂不可起飞。潘景寅一口应允，但飞机却终究起飞了。
凌晨一点十三分，周总理指示我密切观察飞机的飞行轨迹，关注其目的地和降落点。三叉戟飞机起初朝西飞行，随后转向东方，最终突然改向北飞，我依次向总理汇报。当飞机接近赤峰时，我询问是否需要实施拦截，这里的拦截指的是将其引导回而非击落。周总理表示需上报毛主席。毛主席回应道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”
当飞机朝西飞行时，我指示胡萍让专机师通过无线电设备向潘景寅发出指令，要求其飞回北京，持续了十五分钟却未得到回应。周总理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位置，我回答称飞机距离中蒙边境约一百公里，飞行高度为三千公尺。
飞机飞出国境后，雷达失去了追踪。我们完全有能力进行拦截，林将军拦截下来对党和我们的国际形象都有益处，对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人尤其有利，尽管对后来可能出现的谣言和混乱并无益处。
不久后，周总理再次来电，强调绝不允许任何飞机飞往北京，如果出现此类情况，我们都会面临严重后果，并要求我以自己的脑袋担保。我随即联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，传达了他的命令：开启所有雷达，绝不允许飞机进入北京领空。
随后，周总理发布了禁空令，禁止任何飞机起飞，除非得到毛、周、李、邱、吴五人的共同命令。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了北空和沈空，这两个方向至关重要，其他军区的空军则由航行调度室进行传达。
我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明确指示，务必确保三座机场内所有飞机不得起飞。夜幕低垂，凌晨两点，周总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宁静，他询问我身处何地，我告知他我在西郊机场。周总理随即下令派遣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执行任务。我心中明白，这无疑是对我的严密监视。不久，时念堂传来报告，称沙河机场已有一架直升机擅自起飞。我立即下达命令，要求制止其起飞，并将其迫降。周总理对此表示完全赞同。
9月12日，黄永胜是否接见了林立果？
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担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。在9月13日清晨，他刚投入工作，值班参谋紧急汇报说：“主任，出了重大事故，一架三叉戟飞机失联，属于林家所有，机上人员情况不明。这架飞机按照一等专机标准准备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询问了我的秘书，但他也一无所知。我又询问父亲是否归来，但同样没有回应，我对此事感到非常困惑。”
“你休假没事，我还要上班，有什么急事？”邱路光催促道：“你快过来，真有事，大事不妙！”邱路光用“树林子起火了，树叶子都烧光了。林子、叶子，林、叶”来暗示，黄春光这才恍然大悟。那时没有汽车，他只能骑自行车赶回西山，这才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。
经过一番调查，专案组仅掌握了林立果“小舰队”的行动轨迹，却未能发现黄永胜等人“大舰队”的动向。若林彪企图发动政变，难道会不借助既是“死党”又执掌军队要职的“大舰队”的力量吗？
经过一番深入调查，专案组最终确认，9月12日白日，黄永胜在京城西宾馆接待了林立果，此事实由警卫参谋费四金予以证实。费四金身为黄永胜的“贴身侍卫”，无论黄永胜走到哪里，费四金都紧随其后，形影不离。若黄永胜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前夕与林立果会面，这无疑是一次至关重要的“接见”，足以证明黄永胜对“九一三”事件的内情了如指掌。然而，当时费四金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，他逐时逐分地细致回顾了9月12日当天的情形。鉴于事发仅过去数日，费四金坦诚地表示，黄永胜当日并未前往京西宾馆，而是始终停留在西山。至于林立果，我与其相识，但据我所知，9月12日那天，黄永胜并未在其他地方与林立果有过会面。
原本，专案组憧憬着能捕获一只“金光闪闪的巨兽”，然而，失望之情油然而生。尽管随后多次对费四金进行审讯，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：“黄永胜未曾接见林立果，身为一名党员与军人，我必须对党中央、对黄永胜，乃至对自己负责。”面对专案组的不懈追问，他们怒目圆睁，拍案而起，动用了各种高压手段。费四金心知肚明，随着黄永胜被捕，他已不再能为费四金带来任何利益。坚持说真话或许会招致悲惨的结局，但若屈从于伪证，他便能立即获得释放，甚至拥有一个看似“光明”与“辉煌”的未来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他仍旧坚持称他们未曾见面。
为了攻克费四金所守的“堡垒”，专案组将他带到京西宾馆进行对质。宾馆的干部和员工一致证实，黄永胜与林立果确实在9月12日有过会面，并提供了当时的值班记录。身为保卫干部且具备专业知识的费四金，经查看后立刻指出，这并非当时的原始记录，而是事后补充的。这份值班日记覆盖了数月之久，无论是钢笔水的颜色还是字迹，都如出一辙，显然是同一人所抄，怎么可能数月都由同一个人值班呢？费四金表示，他坚信这并非原始记录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终究，专案组负责人纪登奎使出了他的“杀手锏”，对费四金说道：“众人都已检举，唯独你没有所指证。”费四金回应道：“我心中明了，我是奉组织之命调来的，此前与黄永胜并无交集，我并无理由为其辩护。然而，即便黄永胜遭遇困境，我也不忍落井下石，将子虚乌有之事诬加其身。若黄永胜确实在九月十二日与林立果有过会面，我绝不会庇护他。”
无论面临何等压力，无论面临何种严重后果，费四金始终坚持初衷，未曾改变口供。正是在这9月12日，黄永胜并未现身京西宾馆，亦未曾与林立果会面。正因费四金始终坦诚以对，因此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，终究没有提及“两谋”这一条。
“小费，我要出差。”费四金便开始准备行李，将所需物品打包进旅行箱。然而，这一次，黄永胜却只字未提。费四金确信，黄永胜不仅不知情，也未曾有过前往广州的念头。实际上，专案组已从“小舰队”处查明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均不知将前往广州，计划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，告知林彪将在广州召开会议。若他们不愿前往，便由两人协助，强行带上飞机。
费四金，原为广州军区第四十一军第一百二十一声部的成员，随黄永胜一同从广州迁至北京。在黄永胜的办公室工作团队中，他服务的时间最为长久。1968年，与黄永胜一同调至北京的同事们纷纷离职，费四金也正准备交接工作，转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。接班的小汤已基本完成各项任务，唯独账本尚未交接。若费四金提前两天启程，或许早已成行。然而，“九一三”事件意外降临，他终究未能成行。费四金完成交接后，计划返回苏州老家筹备婚礼，结婚证已领，回家的火车票也已入手，喜糖等物品亦购置齐全，却突然被拘禁。专案组将他视为黄永胜的心腹，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。
黄永胜自人民大会堂返回西山，费四金察觉到他心情沉重，且因未见吴法宪的身影，误以为吴已逃离。直至费四金加入学习班，方知晓黄永胜身上疑云密布。黄永胜被捕时，费四金不在现场，而小汤陪同前往人民大会堂。费四金居于城内，在离开前一天，黄春光携子来访，提及首长外出，家中生活陷入困境，询问首长是否还有生活费。费四金回应称生活费虽在，但均存放于西山。于是，他带黄春光等人前往西山，却见门上封条，预感事态不妙。警卫阻拦入内，后经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的请示中央，方得进入。然而，一入内，费四金便失去了自由。
费四金向家人谎称只是临时出差。然而，“临时”一拖就是四年。起初，他被关押在亚疗一年，接着又被送往团河劳改农场服刑三年，原本为结婚准备的喜糖早已长满了霉斑。直到1975年，他被解除关押后，费四金在基层部队短暂过渡，随后转业至地方，最终在北京市汽车制造厂担任再就业中心主任。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，他背负着黄永胜这个“沉重包袱”，无人敢委以重任。若费四金能证实9月12日黄永胜曾与林立果会面，那他无疑将立下“赫赫战功”，待遇决不会如此凄凉。
黄永胜囚于秦城，拒见家人。
黄春光回忆，９月２４日通知我们回家。我妈来电话，说父亲出事了，让搬家。过完１０月１日，我在办公室，把我弄起来，参加学习班，老有人跟着我。我想说，我知道父亲的事会把我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又会把我怎么样。我从侧面分析，我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。为什么烧？主要是怕说不清楚，有些东西就清理了，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。因为走廊有两个门，晚上１１点多，秘书看见我也在烧，就揭发了，说我划不清界限。纪登奎、郭玉峰找我谈话，９月１６日晚，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？我说我没帮。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，把花盆都烧裂了。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，还有一些策反信。纪登奎说，心不虚，烧它干什么？策反信毛主席不是批过了？批过了，该抓还得抓。